总体而言，葛沽经营的商人，本分守纪的还是很多。动歪心思的，仅是极其一小撮。
对于特区『政府』的廉政风暴所惩处的六名劣迹斑斑的商人，大多数守法商人纷纷拍手称快：
“这种害群之马，不值得同情！”
“坚决打倒官商勾结，幕后『操』作！”
“大快人心啊，那几个家伙原本就是欺行霸市的混帐！”明末皇帝分身160
遵纪守法的商人，尤其珍惜葛沽经济特区来之不易的公平经营环境，也非常支持『政府』的廉政风暴。
按理说，葛沽经济特区是实行高税率、高租金，但是在这座城市，各行各业的负担反而是最轻的。
因为，商人们只需要缴纳明面上的赋税，以及门店、厂房、办公室的房租，既可以稳定的经营，再也不会缴纳各种“孝敬”。
这种良好的环境，是经济特区之外，很难碰到的。
其他的地区，哪怕是有清官上任，但是清官只能管自己个人，往往是杜绝不了官差们的阴奉阳违。
事实上，封建社会的官府能够调动的民力向来是有限，征收的税率也远远低于工业时代。尤其是明朝，由于朱元璋是社会最底层出身，所以他很情绪化的制定了历朝最低的税率。
以轻徭薄赋称著的汉朝也是之十五税一，而明朝长期奉行的税率是三十税一，说是历朝最低的税率也不为过。
三十税一的比例，在明朝农业税、商业税等等各项税收领域。皆是一个比较符合实际的税率。
农业税收方面，明廷平均每年征收3000万石粮食，而全国的粮食产量是达到10亿石。税率也才是三十税一。商业税方面明太祖订制祖制为三十税一，万历年间逐渐变成六十税一，年收入低于40两银子的小商人免征商业税。
照理说，明朝实行历朝最低的税率，如果底层官吏真能够按照朝廷的政策执行。百姓的税收负担应该不会太重。
问题是，明朝中后期，士大夫、勋贵、宗室等等免税特权的阶层。大量的兼并了土地，全国八成以上的土地皆是被特权阶层兼并。而国家征收的农业税方面，还是3000万石粮食。
甚至。明朝末年国家不断用兵，财政吃紧的情况下还征收了——辽饷﹑剿饷和练饷。这三饷是万历年间开始启动，到了崇祯年间，三饷最高达到700多万两银子。
即使加上三饷，明朝整体的平均税率也是偏低的。
问题是税收政策，征收不到特权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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