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稿述章氏民国初年被袁世凯羁留于北京时之轶事，兹更据所闻，续为记述，作前稿之补充（此次所述，亦闻诸钱玄同先生者为多）。
章氏民国三年夏末，由本司胡同迁入钱粮胡同新居（房租每月五十四元）后，眷属未至，甚感寂寞。未几，其门人黄季刚（侃）应北京大学教席之聘来京，所但任讲授之科目，为中国文学史及词章学，谒章之后，即请求借住章寓，盖词章学教材等在黄觉不甚费力，即可应付裕如，惟文学史一门，其时治者犹罕，编撰讲义，为创作之性质，有详审推求之必要，故欲与章同寓，俾常近本师，遇有疑难之处，可以随时请教也。黄本章氏最得意之弟子，章亦愿其常相晤谈，以稍解郁闷，因欣然许之。不料不数日，而黄突为警察逐出，而章氏因之复有绝食之事。
某日之深夜，黄正在黑甜乡中，忽有警察多人，排闼直入，其势汹汹，立促黄起，谓奉厅中命令，前来令其即时搬出此宅。黄愕然问故，警察惟言奉令办理，催促实行而已。黄谓：“我之寓此，系章先生之好意，纵须搬出，亦当俟天明后向章先生告别再行。”警察曰：“如使章先生知之，必加阻挠，徒添许多麻烦，故汝宜即搬，不必候见章先生也。”遂不由分说，立将黄氏押出章寓。
黄氏之在章寓，往往早出晚归，且有时寄宿他处，与章亦非每日必见面；翌日章未见黄，以不知其事，故未以为意也。二三日后，他门人有来访候者，乘人力车进大门时，门首岗警即作势欲止之，不顾而人。谈次，章曰：“季刚数日不见矣，汝见之否？”经以实告，乃知之。正诧怪间，警察数人入，命来访者速去，并谓以后不准再来，即引之而出。盖章之见客自由亦被剥夺矣。章愤恚极甚，谓凌逼至此，尚有何生趣，于是复实行绝食，以祈速死。当其前清被禁上海西牢时，即曾绝食多日，因同囚之难友相劝而止。在龙泉寺时，又曾一度开始绝食。此次绝食之举，盖第三次也。
其在京之门人钱玄同等闻之，亟起营救，一面上书平政院申诉，一面往见警察总监吴炳湘，力请解除接见来宾之禁，俾可复食。吴以章又绝食，不便过执，乃许其门人及友朋无政治色采者仍得人见。惟章则绝食之后，态度甚坚，钱等竭力劝解，不之从，谷食悉废，仅尚饮茶耳。钱等相商，以滋养品（藕粉之类）少许随时潜入茶内，藉稍补救。章氏旋即疑之，怒谓茶不干净，此策遂失败。诸人旁徨无计，而章绝食垂十日矣。
章恶袁世凯及其党类，波及北人北物。时值冬令，北京御寒之具，多用“白炉子”（烧煤球），若洋炉烟筒之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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